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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心学十讲:第一讲 绪论(上)

2019-03-08 13:44:31 来源:河源日报 司雁人

阳明心学总括来讲很简单,分析来讲很复杂。

研究阳明心学,如果仅从学术角度出发,枝枝蔓蔓,论来论去总不能讲清楚。仅从学术上讨论阳明心学,就遮蔽了阳明心学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我们这里主要抓住阳明心学改良政治、改造社会的主旨,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讨论阳明心学学理,便觉势如破竹,一竿到底。

阳明心学研究,从学术角度已硕果累累,从社会政治角度还有待开掘。


第一节  王阳明看到了什么


关于阳明心学的来由,我在拙著《阳明境界》①一书第四章中已做详细讨论,可参阅,这里再做进一步梳理。

明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年仅三十六岁的孝宗朱祐樘因服用丹药过量而死,他十五岁的独生儿子朱厚照继承了皇位,即明武宗,改年号正德。朱厚照是明代最昏庸腐败的皇帝之一,在他即位的头九个月时间里,就花掉了四百多万两库银。户部尚书报财政告急,廷议时,大臣们说没别的办法,只有劝皇上节俭。靠不择手段爬上吏部左侍郎位置的焦芳知道旁边有皇帝耳目,故意慷慨激昂地说:平民家也须日常开销,各级官员就更不用说了,现在全国各地逃租逃税不知有多少,你们不想办法治理,只喊减少皇上开支合适吗?②耳目果然汇报给了朱厚照,朱厚照听了非常高兴。正德元年(1506)四月,吏部尚书马文升去位,焦芳就靠这些不失时机地阿谀投好、毁人誉己的卑劣手段,当上了吏部尚书。

十五岁的朱厚照还是个贪玩好乐的少年,当太子时就在东宫侍候他的太监刘瑾狡狠成性,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并以旧恩得幸,人称“八虎”。他们每天用鹰犬、歌舞、角抵等引诱小皇帝沉湎于酒色犬马,甚至导引其微服出访寻欢作乐。

朝廷内外对以刘瑾为首的“八虎”集团所作所为早已议论纷纷,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上疏规谏,小皇帝不听,其他臣属轮番劝谏,还是不听,有人以星变陈言,才勉强听得进去。户部尚书韩文每退朝,辄泣恨不能救正,郎中李梦阳说:大臣共国休戚,徒泣何益!韩说:计安出?梦阳说:言官交章弹劾,阁臣死力坚持,去宦官易事尔。次日早朝,韩与诸大臣密议,都同意。于是李梦阳起草了奏章,韩文联合朝中六部九卿诸大臣,准备联名上疏弹劾。

朱厚照不得已,与司礼监几个太监商量,准备把刘瑾等遣送南京,刘健等人听说后恐留后患,反复说这样不可。尚书许进说:“过激将有变。”③刘健等还是坚持要处死刘瑾等。一向比较正直的司礼太监王岳,遂将刘健等大臣的意见告之皇帝,而且说阁臣所议极是。在群臣的强大压力下,正德只好答应第二天早上便下旨,将刘瑾等人逮捕下狱。刘健等又约韩文及诸九卿第二天上朝时伏阙面争。

韩文等联名上疏弹劾刘瑾的奏章拟好后,按照明朝廷各部会奏应首先由吏部签署的规制,交给身为吏部尚书的焦芳签署。此前内阁大学士刘健曾不耻于焦芳的人品而阻止其复入翰林院,内阁补缺时谢迁也没举荐焦芳而举荐了别人。对刘健、谢迁等人恨之入骨的焦芳,一直伺机报复。在这紧要关头,焦芳心中盘算开了:去除了刘瑾等“八虎”集团,我并不能得到什么,刘健、谢迁等一干正直官员都不是我的人,也不得意我;反之,刘瑾是皇上的红人,如果我与他结盟,他得势后必然给我好处。经过如此权衡,焦芳终于想出了借“八虎”之力替自己报仇雪恨的毒计。他表面上签了字,但立即密报刘瑾。阴险机智的刘瑾大为恐惧,率“八虎”连夜赶进皇宫,环跪在正德周围,边叩头不止,边大哭不已。见皇上已有些心动,刘瑾趁机反咬一口:都是司礼监大太监王岳的主意,王岳联合阁臣欲限制皇上出入,所以想先把我们几个除掉,如果司礼监掌权的是皇上您自己的人,内阁等大臣怎么敢这样做呢?④朱厚照听说是众大臣要限制他的自由,立即勃然色变,当时就任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而且连夜抓捕王岳等解送南京孝陵种菜,后杀死在半路上。

次日晨,诸大臣兴致勃勃地入宫早朝,准备伏阙跪奏,大太监李荣出来告知,皇上说刘瑾等从小服侍到现在,不忍立即处理,此事以后再议。一夜之间风云已变,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长叹一声,纷纷上表辞官。朱厚照早觉得他们忠言相谏甚是逆耳,便顺水推舟降旨应允刘健、谢迁所辞,为装门面,独将李东阳留用⑤。

就这样,一场反对“八虎”的运动,以“八虎”的最终胜利而告终,焦芳借此剪除了异己,成为这次斗争的最大受益者,四天后以本官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辅政。这是正德元年(1506)十月的事。不久,刘瑾坐在内廷十二监最重要的一监——司礼监总管位置上,权倾朝野,红极一时,大打出手,大开杀戒,罢免、流放、杀害了一大批异己。

焦芳在关键时刻向刘瑾通风报信,立了“大功”,自然得到刘瑾的赏识,成了实权派人物,从此公然与“八虎”勾结,助纣为虐。焦芳窃居内阁那几年,“瑾浊乱海内,变置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⑥。投靠了大权独揽的刘瑾后,焦芳更是奴颜媚骨,甘当羽翼,每当遇到刘瑾,言必称“千岁”,自称“门下”,批阅裁决奏章,全都按照刘瑾的意思办。渐渐地,想要贿赂刘瑾的人,都先要贿赂焦芳。

目睹了焦芳所作所为整个过程的兵部武选司主事王阳明,在正德元年(1506)十一月,上疏为抨击宦官专权,要求皇上收回让刘健等人致仕成命的南京户科给事中戴铣等人求情,被刘瑾视作对立面。刘瑾及其同党对一切反对力量均予打击,以期彻底摧毁士大夫们的斗志,戴铣等人尚未“拿解”至京,王阳明就先被投下锦衣卫大狱拷讯了。

大太监刘瑾自是真小人,历史一定会对他做出公正判决⑦,但焦芳呢?焦芳与那个时代大多数官员一样,是靠读圣贤书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公务员队伍,后来当上高级官员大人的呀!

为什么?疑问自此横压在王阳明心头,几乎使他喘不过气来。钱穆先生对王阳明到龙场后之所以能够悟道有这样的理解:“他看到朝廷上阉宦柄政,直士遇祸,他从内心深处涌出义愤来……”⑧

注:

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2017年11月第2次印刷。

②《明史·阉党·焦芳》:“庶民家尚须用度,况县官耶?谚云:‘无钱捡故纸’。今天下逋租匿税何限,不是检索,而但云损上何也?”

③《明史·宦官·刘瑾》。

④《明史·宦官·刘瑾》:“害奴等者王岳。岳结阁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且鹰犬何损万岁。若司礼监得人,左班官安敢如是。”

⑤杨正显《觉世之道: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说是“李氏(李东阳)泄露机密于刘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24页),度阴山《知行合一王阳明》说“改变历史的小人物是一个叫钱宁的小太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第32页),这里认为两说概不成立。

⑥《明史·阉党·焦芳》。

⑦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被凌迟处死。

⑧钱穆《王守仁》,商务印书馆1933年初版,1947年第四版,第39页。


第二节  王阳明想到了什么


王阳明在焦芳一手造成的刘瑾事变中,下诏狱,杖四十,谪龙场,后来有平赣闽粤湘边民乱、平藩王朱宸濠之叛、平广西思田少数民族动乱等事功。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阳明客死江西南安(今江西省大余县),终年五十七岁。

王阳明终其一生,都是想从学术下手,挽救世道人心。阳明心学参悟于“乱臣”(焦芳),实践于“乱民”(赣闽粤湘边、广西思田),确立于“乱王”(宁王宸濠)——都有“心中贼”要排除,都可以“良知”做解药。

有人说阳明心学的主要口号是“知行合一”,有人说是“致良知”,其实“知行合一”就是“致良知”,“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只要识得阳明宗旨,但说哪个都无妨。

“历观中国古代,在太平安宁之时,治哲学的极少,等到乱世,才有人研究。”①王阳明所处的时代,政情上纲纪废弛,边务上外敌屡次入侵,国内四处爆发农民起义。王阳明觉得当时的社会风气已经陷入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境地,忠信、廉洁、朴直和道义等好的品质遭到轻视。王阳明还引用了《论语·阳货》中的话:“乡愿,德之贼也!”乡愿指伪君子:为了自己的利益,迎合谄媚,见风使舵。

我们认为,王阳明为什么会有龙场开悟,离不开他为什么会到龙场。我们还认为,王阳明为什么会有“致良知”这个阳明心学最高级口号,也离不开他平定藩王朱宸濠之后的心境。

正德十四年(1519)平定宸濠之乱后,王阳明的人生一度跌入惊险莫测的境地。正德十五年(1520)八月,他写下一首《纪梦》②,假托晋代忠臣郭璞(郭景纯)梦中向自己示诗来批判王导:“世之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导实阴主之。”将东晋初名相王导说成是在背后操纵王敦掀起叛乱的奸恶之臣。郭景纯梦中示诗当然属于编造,王导阴使王敦叛乱也不是史实,不少研究者用翔实资料推断,王导其实是王阳明的四十二世先祖。这就是《纪梦》诗的奇怪之处。日本学者冈田武彦即提出质疑,王阳明身为王家子孙,却假借托梦之举对祖先提出批判,这种行为是不可思议的③。郭景纯的诗只能是阳明自己作的,而不可能是东晋郭景纯所作,为阳明这首怪诗找到注脚,是研究阳明思想的关键。

王阳明作《纪梦》诗的目的,是借郭景纯之口告诉人们,他在谈论当中说到了像所谓王导这样的人。曾著有《阳明先生传纂》的余重耀先生认为,王阳明这是借古讽今,假借托梦来讽刺奸邪谗佞之人。王阳明反复强调他的学问“必有事焉”,那么有没有这样一个具体对象呢?

经研究我们发现,阳明到正德十五年(1520)的生活经历中,遇到与梦中所谓王导官位相当行径类似的,确有刘瑾时期的内阁大学士焦芳。焦芳助刘瑾作乱,阳明则梦见郭景纯告诉他王导阴使王敦作乱,这其中应是对应关系,王敦是指刘瑾,王导则是指焦芳。冈田武彦指出,王阳明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将自己对武宗身边那群奸佞的义愤吐露了出来④。冈田武彦所说的“武宗身边那群奸佞”,应该不是张忠、许泰,而是之前的焦芳,忠、泰是明处的真小人,焦芳是暗处的恶小人。

焦芳是当时学风、政风、世风的代表,那些想巴结刘瑾却靠不上前的官员,比比皆是,《明史》指出当时党附刘瑾的朝廷大臣近八十人,点名道姓的就有六十四人。其中内阁大学士三人,各部尚书九人,各部侍郎十二人,都察院副、佥都御史共二人,各地巡抚八人,前总督二人,大理寺卿、少卿、丞共四人,通政司通政、参议共三人,太常少卿二人,尚宝二人,府尹一人,府丞一人,翰林侍读、修撰、编修、检讨共四人,吏部郎二人,给事中二人,御史七人,其他郎署监司又十余人⑤。这些窃取国家名器的高官和焦芳一样,基本上都是进士出身,焦芳固然恶贯满盈,罄竹难书,其他那些也个个都是势利之徒。他们朋比为奸,玩弄权术,党同伐异,陷害忠良,性格狡诈,奸贪邪恶;他们希宠以干进,妄议以希恩,为了向上爬,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由于皇帝荒淫无耻、宦官干政导致政治腐败黑暗,使得伦常败坏,士林道德颓废,寡廉鲜耻,这种现象早在明英宗正统时期就已经开始了。本来,理学大家薛瑄和吴与弼,面对科举八股取士的教育和宦官专权的政治,要求重振理学教育,倡导躬行道德实践,以拯救学术空疏和八股教育的时弊。但在英宗复辟后,于谦被害,薛瑄时任大学士,却不敢置一词相救,未能匡扶正义;而崇仁学派的奠基者吴与弼更是投身权臣石亨,自称门下士,士林皆以为耻。又如成化年间,宦官汪直专权,致使卿佐伏谒,尚书跪见,而这些跪拜阉臣的卿佐,大多是理学名臣。

焦芳一手促成的“诛八虎”失败事件,不论对当时或是往后的朝廷官员来说,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政治伦理方面。相较于弘治朝,最大的变化就是士大夫官员们处事毫无是非标准,道德观念淡薄,国家社会的道德秩序呈现崩解的状况。

王阳明为什么非要编排自己的祖先,而不直接说焦芳大学士呢?其一,以前朝代的丞相,就相当于明朝的大学士(又称阁老),王导与焦芳地位相当,又有王敦作乱和刘瑾作乱事件可类比。其二,如果直接说焦芳大学士,具体到了一个人,就不能把自己看到的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说得那么透,也就建立不起自己的学说体系。其三,按照望文生义、对号入座的思维定势,明说焦芳就会带来巨大的麻烦,自己毕竟还要在现实中生存。其四,说梦自然有人不相信,编排自己祖先的不是,更会引起疑问,这就容易把人们的思考引向深入。

王阳明一生之逆境,几乎都和大学士分不开。正德元年(1506),焦芳造成“刘瑾事件”把阳明弄去了龙场;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驾崩,世宗即位召见,杨廷和阻阳明于入京途中;嘉靖七年,先是杨一清、桂萼阻其回程;嘉靖八年,又有死后桂萼弹劾其未待朝命擅离职守,讨乱之功不被认可,而且遭到严厉惩罚,阳明学被斥为伪学而遭到严禁。

大学士之名是阳明到死都不能提的,只有把他神秘化,以后王学被禁,再以后又恢复阳明各种待遇,都证明了阳明的高明,因为这些都是只有大学士才能做到的。

明代黄景昉《国史唯疑》⑥明白地提到了焦芳。当代研究中注意到焦芳在阳明学说中触发作用的是杨行恭,他说阳明在龙场悟道时“心镜上,出现了焦芳的音容”,并且意识到“像焦芳这样没脸皮的,又何止一二”;阳明拿焦芳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官员,和龙场那些善良的普通人做比较,到圣贤的言行中找答案;焦芳们“满肚子诗书”,但“经史子集变为他们狡伪阴邪之术”,而那些善良的普通人,“心中却有正义,行为倒合乎圣贤之言”。终于,阳明悟了,悟出了心即理,悟出了知行合一,悟出了良知学说⑦。

表面看来,阳明只是晚年在嘉靖六年(1527)将有两广之行前,应邀为在嘉靖三年(1524)去世的内阁大学士王鏊作传时不经意地提了一下焦芳⑧,但仔细研究我们发现,阳明对焦芳确有“实恶深冤郁结而未暴”,甚至到死“尚怀愤不平”。杨正显也注意到阳明《纪梦》诗中“有如王导地位一般的人”⑨,才是主谋者。他指出,正德元年(1506)“诛八虎”事件的失败,对其人生产生重大影响,而他上疏被贬谪至龙场,是其思想转折的契机。

焦芳这种人为什么知书却并不达理呢?为什么知信而无信呢?在不堪的朝局之中,阳明思考着,为什么满口仁义道德的人,却做出言行不一的事情?为什么政治与学术地位很高的人,却没有办法把持其道德的信念,坚持善恶、是非、义利等传统价值?为什么有人起来对抗歪曲正义是非的行为时,却遭到无情的打击,而无人挺身而出声援呢?士大夫的“气节”哪里去了?“君子”何在?往后国家社会的秩序又将如何维持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里呢?现在又该如何挽救国家社会于危急之时呢?⑩阳明由焦芳所作所为想到的是,知识分子的堕落甚至流氓化,是造成朝廷和国家危机的主要根源。

“唯独这切肤之痛,却不能无动于衷”⑪,人性的危机,是最大的危机。王阳明决心继承中国哲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义担当。

注:

①《章太炎国学二种》,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三章《哲学的派别》。

②上海古籍版《王阳明全集》第777—778页。下称《全集》。如无特别指出,本书均指该版本。

③参见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上)》,重庆出版社,2015,第28页。

④参见冈田武彦《王阳明大传(下)》,第113页。

⑤中华书局版《明史》第7839页。

⑥正德,卷五,123页。

⑦杨行恭《王阳明传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第126—128页)。

⑧《全集》卷二十五《太傅王文恪公传》:“诏补内阁缺,瑾意欲引冢宰焦,众意推公。瑾虽中忌而外难公论,遂与焦俱入阁”,“焦专事媕阿”。

⑨杨正显《觉世之道: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第127页。

⑩参见杨正显《觉世之道:王阳明良知说的形成》第二章小结。

⑪《传习录下·答聂文蔚》。


编辑:黄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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